弦管交响海上丝路 创作践行人文岭南

作者:兰维薇 浏览:1720 发表时间:2018-03-07 15:36:06

文/兰维薇   图/舒音

 

        2015年9月5日,广东民族乐团原创大型民族交响套曲《丝路粤韵——海上丝绸之路》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公演。“该音乐会是广东省重点文化项目之一,由广东民族乐团领衔打造,经撰写文本、田园采风、结构研讨、作品创作、视奏排练和修改打磨,历时近两年之久。由我国著名作曲大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季平出任音乐会艺术总监,并与景建树、张坚、韩兰魁、房晓敏、张晓峰、蓝程宝等我国知名作曲家组成的强大主创团队;由指挥家张列执棒,并与鼓乐演奏家陈佐辉、胡琴演奏家曹玉荣和琵琶演奏家缪晓铮带领广东民族乐团进行表演,乐队编制达到86个人。”《中国民乐》的记者刁艳在5月24日该作品广东首演后对这部作品的创作始末进行了上述报道。

        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方略,令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广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成为外交、经济、文化的多重聚焦地。广东民族乐团适时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和发展契机,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重磅推出这台原创作品,让本来就以独立建制、最早推行“音乐季”制而领跑内地的广东民族乐团,再次以地缘优势、历史顺承、艺术原创令这部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从创作伊始就成为了全国民乐界瞩目的一次重大文化事件。

       丝路的异域风情和多彩文化,既提供给艺术家丰厚的创作题材,又以其瑰丽多姿的表现形式为欣赏者喜闻乐见。海上丝路,则让这个并不鲜见的题材因“大海”的恢弘、神秘、壮丽和广阔而获得了更大的艺术想象和创作空间,此为这部作品的出新之处;而以民族管弦乐来写大海,将源自于泥土、田野、江河、丝竹的农耕文化基因置于海洋文明的历史空间中,并进行音乐化的融合,最终实现民族管弦乐团性格、气质的重塑,着实是不小的迎难之举。

         第一乐章“开海”,作曲家景建树将大方挺拔又不失秀丽轻盈的潮州锣鼓直陈于这个开篇乐章的引子当中,有民间的淳朴,亦有市井的亲切,开出满堂彩。全体乐手一呼百应,高举潮州小镲和亢锣,金声玉振,开海起航,锣鼓镲的红绸满场跃动,欢腾热烈,生生不息,喜气洋洋。慢板由广东高胡领起《平湖秋月》的动机,与大提琴的回应舒卷相映,华美温润;弹拨乐松弛流畅,韵律舒缓;乐队逐渐丰满宽广,潮剧锣鼓轻巧点染,一派恬淡怡然。再现的快板将人们的视线从惬意丰润的岭南滋味拉回至“醒狮”的进取与豪迈,巨轮从南中国海启航,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第二乐章“祭海”,作曲家韩兰魁以低音木鱼与笙洗练写就祭祀的庄严与远古之意。三拍子的律动以及弦乐声部带有作曲家标识的“韩氏织体”(在其作品《月牙泉的故事》中有类似写法)营造出烟雨迷蒙、潮叠浪涌的氛围,既有祭祀的肃穆与神秘,又有对未知的隐隐不安。三拍子的旋律荡漾出摇篮曲的温存,是祈愿大海像母亲一般护佑着出海的儿女。琵琶和新笛领出回环往复的旋法进行,是对故土一步三回头的流连与眷恋;调性的自由移位,是不忍回首、欲说又止的惆怅;大提琴织体铺陈之上,胡琴声部的同音反复乐句声声恳切、字字揪心,则是送别的不舍与天海各一方的牵挂。

         第三乐章“远航”,这可谓全曲最难写的一章,因为不能再如前两章般落脚于民间音乐和祭祀场景、送别情境等具象了。这是一个纯粹写“海”的段落,根据节目单乐曲说明中“复三部曲式”、“A段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结束部……再现”、“B段第一部分将A段两个主题动机演化成一个新的主题在各个调上展开。第二部分……”、“再现部的A段和辉煌的尾声……”(笔者只提取音乐结构的提示,将文学性的描述省却)的提示,在音乐的具体展开中,作曲家张坚将“交响性思维”贯彻于民族管弦乐创作中的意图是能够捕捉到的,但这一源自西方的创作思维以及由之统领的发展音乐的手法、织体、配器等具体作曲技术的总和,要落地于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并且不借助歌调式的旋律,仅靠纯音乐本体的想象力与展开音乐的写作手段,还要将这思维与技术建立于作曲家对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声音体认以及声音背后文化气质的理解之上,更要在情绪和性格上有别于“开海”中序曲式的开阔直接、“祭海”中具体的场景刻画与情感特写,能够真正起到坚实支撑起全曲中部(胸腹)的结构作用,作曲家无疑承受着极大的考验。

        第四乐章“异域”,可看作一首乐队协奏曲。作曲家张晓峰“选用了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民歌及音乐素材……马林巴、钢丝筝、康加鼓、小三弦、啵咧等特色乐器……采用复调、对位的创作技法……”(摘自节目单乐曲介绍)无论陆上丝路还是海上丝路,异域风情总是那个最吸引人的风格标签。对比主打波斯风格的陆上丝路,南洋风格大概是人们对海上丝路的最初印象。作曲家将象征中国风格的慢板乐段与轻歌曼舞、悠闲摇曳的异国音乐穿插,笛化身妖娆的蛇舞,高胡拉出西塔琴缭绕的乐思将人催眠,康加鼓的节奏就如东南亚永远挥之不去的潮热粘湿,慵懒的重复中,阮、三弦、唢呐次第奏出别样的那一个自己。这就是文化的嬗变与衍伸。

         第五乐章“乡愁”,由艺术总监赵季平作曲。弦乐淡入,泛起悠远回忆的浅浅潮汐,一把二胡略带伤感的倾诉引出一群二胡的集体哼唱,大提琴的深情应答之后再叠入笛、笙按捺不住的心潮,声部的增减、涨落无不是依托于情感的收放。作曲家旋律写作的“化”之功力深厚,将广东民歌《落水天》、《月光光》和广东音乐《彩云追月》的主要元素融为一炉,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似是而非中将一派朦胧的乡愁心绪含蓄晕染。快板中弹拨乐带来活跃、童趣的成分,因为关于故乡的大部分记忆都与童年有关,干净、简单而美好。再现部分,作曲家运用了几组高低音区对置的二重奏,如小C调梆笛与大G调新笛,再如高音区的二胡与低音区的琵琶,音区的跨度造成奇妙的中空音响,两件乐器遥遥相望,分别在两端同时呈现纤细与深厚、迫切与稳重,无论是音响的新鲜感还是单件乐器的音色性格,都各自体现得鲜明恰切而又相映成趣,实为妙笔。

         第六乐章“归来”,作曲家蓝程宝设计的复合律动将大鼓的点与高胡的线并置,想法出新,手法简洁,一并实现了民间气质与角色塑造。作曲家还为七位打击乐演奏家创作了一段“算盘重奏”,两位主奏拨响大算盘的算珠,音高不同,节奏相间,其余五位则用“中音算盘”和“高音算盘”附之和之。这表演生动的桥段让人不禁联想起已故作曲家钱兆熹的《算盘回旋曲》,这一古代最重要的商贸工具所承载的东方智慧与富庶吉利的人文含义,在“归来”的剧情中角色化地出场,是再恰当不过了,并自然而然地暗合了该乐章“寓意着互利共赢的丝路贸易不断扩大”的文学主题(摘自节目单乐曲介绍)。

       第七乐章“新梦”,作曲家房晓敏洒脱地跳出了传统与民间音乐的语言限定,启用通通鼓和马林巴,并大量运用变和弦和连续切分节奏大方地体现乐曲介绍中提示的“新颖的现代和声语言”与“时尚的流行节拍韵律”。作曲家不执意于风格,而是尽情挥洒,畅快抒怀,写出了生机勃勃的南国热土之上、时代宠儿的潮流节奏和昂扬风采。音乐中的自信与轻快打破了重大题材结束于沉重与庞大的陈式套路,正如历史久远的海上丝绸之路在21世纪所体现的崭新风貌一般,岭南的文化,文化的岭南,也正以年轻矫健的身姿挺立于时代的船头,一身轻地迎风再启万里航程。

       由于笔者只听过一遍该作品的现场演出,也没有总谱参照,仅凭直觉记录下了当晚的听觉记忆以及次日研讨会部分专家的意见,整理出上述观感。至于对创作思想、美学评判方面,亦存有一些疑问和思考,试归纳之,并求各方指正:

 一、交响性思维和写作技术在民族管弦乐中的“融”与“化”

最难写又是最体现交响性思维的第三乐章“远航”中,胡琴演奏长气息的旋律乐段,大提琴演奏织体型的和声,这一写法如换做小提琴和大提琴来演奏,是定能同时表现出海面的宽阔与暗中的波澜起伏两种意象的,但因为乐器构造和发音原理等因素,实际演奏中,胡琴声部的长弓并未体现出期待中的张力,倒是大提琴的织体占据了听觉的主体,遮盖住了胡琴。

“融”体现技术层面的自然对接,“化”则寄托着气质层面的美学提升。第三乐章的创作经验和结果想必会引起作曲家群体对于民族管弦乐“交响性写作”的重新认识,将民间音乐借用、旋律抒情、场面描绘等外在和具象全部剥离,作曲家是否还能够激发出音乐本体最核心的动能,将“民族管弦乐交响作品”直指严肃、抽象、深刻的思想性?

 

二、主演的角色设置

从节目单可知,这部作品是有专门设置三位主演的(鼓乐、胡琴、琵琶),如第一乐章“开海”中潮州锣鼓领奏、广东高胡协奏式的写法,作曲家就是要开宗明义地为作品树立“岭南音乐”的标识;第四乐章“异域”中的独奏乐器带来一副副异域风情画卷,而乐队协奏曲体的写法也活跃了音乐肌理,达到了艺术总监对该乐章作为全曲“透气点”的结构设计;第五乐章“乡愁”中的二胡独奏,将内心的情感流淌表达得丝丝入扣,这仍然出于结构中的“让位”需要,乐曲进行至此,音乐形象需要同前几个乐章的壮阔大场面形成景别上的对比,还要在这个位置以“退”、“收”、“让”、“淡化”等结构和情绪处理来突显作品的“腰身”,并从最纤细的内心描摹出发,以微见著,为后面乐章的再度壮阔预留情感与听觉的空间。而第六乐章“归来”中琵琶、二胡独奏的段落设计相比其他乐章,两位主演独奏的嵌入是否具有某种角色指代的用意?相比同乐章中算盘重奏的设置,二胡、琵琶是否同文学主题表现有什么联系?此时落脚于角色特写与音乐的整体走向是否存在必然和自然的关联?这“嵌入”是否能从结构设计与写作技术两方面确保其更加自然的“融入”?

 

三、文学剧本与音乐创作的关系

节目单的乐曲介绍用文字对音乐进行了情境提示,文学剧本就像一张航海图,引领着观众跟随音乐的走向,也为笔者重温听觉记忆提供了有用的注脚。那么,在创作的过程中,文学剧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作曲家?这种影响,是启发大于限定?作曲家究竟对个人创作自由进行了何种程度的克制、转化、甚至“牺牲”,才能实现集体创作模式中“寓个性于统一”、“局部相加大于总和”的理想期许?或者这节目单体现的文学剧本式的乐曲介绍其实是成文于音乐创作完成之后,是根据音乐来撰写的导聆文字脚本?这个问题想必只有主创人员才能回答如笔者这般的观众和读者吧。

 

四、新旧之辩与艺术价值的关系

笔者个人在音乐会当晚从头至尾是十分沉浸于音乐的美与剧本设定的情境之中的,并由之联想到音乐背后支持整个团队的行政决策、文化定位、发展方向等等,自是振奋的。但同时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多是集中于作品本身:写作观念陈旧;音响不刺激;立意不够新等等。关于“创新”与“陈旧”的思辨,中国戏曲学院海震教授曾谈到:改革与创新并非当下戏曲创作的目的,唱腔旋律、器乐曲的写作和戏剧性方为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着眼点(亦同于当代歌剧创作的评价标准)。那么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是否定要分出新旧并以新旧进行价值判断呢?还是回到这个创作项目的特殊性上来看,首要任务是要把文学剧本的架子搭稳建全,剧本与音乐的自洽与贴切方能完满充实这一文化创意。至于评论中对“刺激音响”的期待和对立意、写作观念出新的期待,前者针对的是民族管弦乐写作技术的突破和乐队表现能力的极致运用,以及音响潜力的再度发掘,后者则反映出艺术趣味上趋同的乏味与处理题材方面的蹊径难辟确为当今民族管弦乐创作需要深思的文化命题。在提升音乐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美学高度的宏远目标前,新还是旧固可成为作品价值判断的标准之一,却难成首要和重要。

 

        《丝路粤韵》这样一个受政府支持的、表现重大主旋律题材的、由若干艺术家组成主创团队的集体创作项目,其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制约和干预可想而知,即便项目结果最终是以音乐为载体予以呈现,主创们需要关注顾及的面向也必将大于、复杂于音乐本身,其思想内涵、社会影响以及文化的外延等都将使这一类命题创作项目的总体气质趋于稳重、中庸、大气。

    《丝路粤韵》的艺术总监赵季平将其定位为一次“为人民创作”的艺术践行,在笔者听来这绝非带有官方色彩的“高调”,恰恰相反,这个“人民”,是指来自各方面的观众,其中就包括作曲家、演奏家本人,也包括文化官员和投资人。艺术创作的过程时时面临质疑、评判和妥协,这是反馈,也是干预,来自他人,而首先更应来自创作者对自身最严格的审视。固然艺术价值的高低绝不能单纯以受众的多寡来评判,但代表一个地区文化观、由政府牵头的文化项目,并由一个庞大的团队集体作业,创作者必定是要将获得“业界好评”甚至“广泛的好评”作为奋斗目标的,将创作建立于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需要之上也是完全可以被理解和认同的。广东民族乐团当晚的表现,熟练完整,准确松弛,灵敏积极,群体的配合之美与独奏、主奏的个人风采均全面展现,所用之心、所下之功令人尊敬!指挥张列功不可没。但能令其毫无顾虑地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前提是力往一处使的行政保障,这必然是来自乐团高效务实的管理。笔者曾以独奏家身份与广东民族乐团两度合作,与乐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张列更有长达十年的合作,乐团和指挥的敬业态度、艺术实力、高效作风令人叹服。在著名鼓乐演奏家陈佐辉的领导下,广东民族乐团实干进取、专注业务,在广东省“岭南文化”和“海上丝路”两大文化定位之上,扎实地用音乐会和创作积累践行着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身后已聚集起大批业界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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